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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華為內外 “雙面”余承東

    錢玉娟2022-09-17 10:04

    經濟觀察報 記者 錢玉娟  實習記者 金樂程 廣州報道

    一再申明不造車,而是幫助車企造好車的華為,如今也在積極地“賣車”。

    同是秋季新品,相較闊別兩年、回歸市場的Mate50系列手機,問界M5EV這款智能汽車,反倒成為了華為常務董事、終端BGCEO、智能汽車解決方案BUCEO余承東在各個社交媒體平臺上頻繁提及的宣傳對象。“品價比、性價比超高的車,值得推薦。”9月15日,余承東在他的朋友圈里打起了廣告。同一天,小米集團創始人、董事長兼CEO雷軍面對鏡頭道出了一個“秘密”:小米造車是一個被逼出來的決定,“如果你不干,你就落伍了。”

    當雷軍押注百億資金,賭上自己的最后一次創業,闖進汽車圈時,余承東早一步邁了進來。在華為內外失守,毫無C端根基之時,余承東是親率華為終端成功轉型,創造了手機銷量輝煌業績的“關鍵先生”;“斷芯”掣肘下,手機終端出貨遇阻,消費者業務營收下滑之際,為謀求新增長,余承東又成為華為內部最想造車的那個。

    一個“華為不造車”的決議下,余承東只得以“解決方案提供商”、“合作伙伴”的身份站在“場外”,直到他全面接管汽車業務。短短一年半時間里,華為已經和賽力斯推出了三款車。

    不僅在聯合車廠造車這件事上,余承東步調加快,他還一手推動著華為智選業務。近來華為將汽車相關業務部門提到重要位置,但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發出“寒冬論”,內部提出追求高利潤業務、收縮戰線的目標后,涉及高昂研發投入的智能汽車業務,未來又將向何處發展?

    難干的生意

    挑起了華為汽車業務商業化落地的重任后,余承東把過去在手機圈里“大嘴”、好戰的風格帶到了汽車圈,外界笑稱他為“車圈戰神”。

    “第一年干翻特斯拉,第二年把BBA的空間一把干掉”,頻頻高調喊話外,余承東還會炮轟燃油車。“純燃油車時代會很快結束。”他在今年7月舉行的粵港澳車展上說,“現在買燃油車,無異于智能手機時代買功能機。”

    除了DISS燃油車,余承東還自詡華為與賽力斯合作的問界汽車已經超越了寶馬、保時捷等百萬豪車體驗,這直接讓臺下的小鵬汽車創始人何小鵬坐不住了,他直言“有點想扔個鞋子上來”。

    “大嘴”確實引得外界關注起華為當下在做的智能汽車這一新業務。不過,余承東坦言,這是一個“燒錢的生意,難干的生意”,華為為此直接投入7000人,間接投入超過1萬人,至今“智能汽車是華為唯一虧損的業務”。

    記者查詢公開資料獲悉,早自2009年時,華為就開始對車載模塊進行開發,并在2013年時成立了車聯網業務部,一年后又在華為最高級別的研究院“2012實驗室”成立了車聯網實驗室,專注于車聯網領域的縱向開發,直到2019年才正式成立了智能汽車解決方案事業部這個一級部門。

    盡管華為多次申明“不造車”,但在內部卻有兩種不同的聲音。與余承東同一年進入華為,現任華為輪值董事長的徐直軍,熱衷于做博世那樣的Tier1巨頭,他的理由很充分,全球“不缺車企,缺的是智能網聯電動車領域的基礎供應商”,一旦親自造車,不但擴產線與長周期帶來的投入成本巨大,關鍵是會與主機廠直接競爭。反倒是一直抓著消費者業務的余承東,主張讓華為的自動駕駛技術,像手機那樣在終端落地,進而實現商業化。

    當華為智能汽車解決方案“HuaweiInside”(下文簡稱“HI”模式)在2020年7月發布的比亞迪旗艦漢EV上應用后,余承東還親自站臺,并允許其在華為部分體驗店中作場景展示,但“HI”模式卻引起汽車圈的高度警惕。

    “車企應用華為自動駕駛技術,為我們提供整體解決方案,如此一來,它成了靈魂,上汽成了軀體。”上汽董事長陳虹公開發表“靈魂說”后,搭載華為“HI”模式的傳統車企,也只有北汽、長安、廣汽三家。

    “聚焦ICT技術,幫助車企造好車,成為智能網聯汽車的增量部件提供商。”2020年10月26日,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簽發的《關于智能汽車部件業務管理的決議》中,不僅再次重申“不造車”,其中還明確寫道,“以后誰再建言造車,干擾公司,可調離崗位,另外尋找崗位。”

    在這份有效期為三年的決議文件發出近一年后,徐直軍接受包括經濟觀察報記者在內的采訪時,還提及“老余作為消費者BG的代言人,他就想造車”,但在華為高層團隊看來,要清楚“我們在求生存階段,做什么合適,做什么不合適。”

    盡管對于華為堅決不造車的決議,“老余不服氣”,徐直軍透露,“只有一票”的余承東只能接受結果。如今作為智能汽車解決方案BU的管理者,余承東發現,“一年花掉十幾億美元”,除卻高昂的研發經費,令他想不到的是,汽車行業的缺芯竟演變到了如此程度:原本一二十塊錢人民幣一顆的芯片,竟然會被炒到2500元人民幣/顆,“一個車上用9顆,太貴了。”

    門外漢

    今年4月初,問界M5首批交付一個月后,余承東換上賽車手服裝,將M5開上了珠海國際賽車場。從賽道下來后,他與車評人吳佩進行了一場戶外對話,期間談及“年內賣出30萬輛車”的目標,他坦言,初期不熟悉汽車行業的供應情況,加之全球芯片短缺的現實,不得不親自把年初吹出的牛皮捅破,“30萬輛很難做到,供應不出來。”

    曾經“大嘴”一張喊出的目標,即便余承東主動承認無法實現,但他依然強調,大目標可以牽引團隊去做“卓越的事”,畢竟“吹出去的牛,是要實現的。”

    在余承東的認知里,沒人會記住第二,“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,人人都記得。”這讓他對團隊提出了一個要求,“進入的每一個領域,不進則已,進入一定要做到第一。”

    多年堅持的理想主義,不禁讓吳佩發問,“會不會有人說您像堂吉訶德?”對此,余承東并不拒絕,“總得有夢想,可以追求。”

    按照華為慣例,45歲即可退休,而余承東不愿隱藏自己的野心,他規劃要工作到60歲。上個月,余承東迎來53歲生日,他心里數算著,“退休之前,我還有7年。”

    他把華為和身在其中的自己都比喻為“長跑型選手”,用他的話說,近幾年為了“做強”,“不知疲倦地努力”。

    余承東的日常,往往一周七天,從白天干到夜晚,“晚上12點多睡覺,早上六七點鐘起來。”他說,除了吃飯、睡覺,其他時間都拿去給了工作。正是這樣的節奏,讓他把“過去吹得牛,基本上都實現了。”用他自己的話說,“很多情況下都沒有按時完成,而是提前超額完成。”

    卸下賽車服后的余承東,走在賽道上,他表達著自己的期待:帶領華為智能汽車解決方案BU“幫助合作伙伴取得成功”。顯然,與華為在很多行業和領域里表現得邏輯一樣,“它在汽車圈也不愿意樹敵。”在國內主機車廠吉利汽車集團工作的宋偉(化名)看到,華為通過與一些車廠合縱連橫,把自身的軟件優勢、研發成本持續進行著產出。

    “造車勢力里的弱勢品牌,搭載華為的智能車載系統后,贏得了一些消費者的偏好。”宋偉覺得,華為如此闖進汽車圈,避免了直接面對競爭對手。當然,“大家也沒有把它當作對手。”宋偉至今都覺得,從通訊領域跨界進入汽車行業的華為和余承東,是汽車圈的“門外漢”。

    不過,賽車手出身的吳佩直到與余承東展開交流,這才驚訝地發現,余承東并非一個在發布會正確說出產品各種參數的人,他還是一個對汽車的底盤設計、性能理解等各種專業名詞,如數家珍的汽車發燒友。

    談及自己的第一輛座駕,余承東概括,“1.6L、五氣閥的,發動機性能比較好。”那是他進入華為5年后,在1998年還“很窮的時候”,總共花了20萬左右買的一輛捷達王。之后便是高配版的本田雅閣、短軸距的寶馬530i,寶馬5系、7系,以及保時捷等。

    今年春節期間,余承東試駕問界M5,直接從深圳開回了安徽老家,“M5淘汰了家里的寶馬”,不僅“自賣自夸”問界M5媲美百萬級豪車,余承東還對外稱,“又用M7淘汰了家里的保時捷。”

    記者從賽力斯方面拿到的銷量數據顯示,其與華為合作的AITO問界品牌在今年8月的整體銷量達10045輛,其中問界M5在交付后的第5個月里,實現了單月破萬的紀錄。“只有月銷量爬升到3萬輛,才能完成年初的30萬輛銷售目標。”余承東對“蔚小理”去年的總出貨量有個粗略總結,“三家加起來不超過10萬”,而問界M5從今年3月份才開始交付,到年末的10個月里,他估摸,“第一年能搞一二十萬臺,就已經算是奇跡了。”

    “大嘴”好戰背后

    直到踏上汽車這條路,余承東才知道走得并不容易,“需要付出百倍千倍的努力”。“老余挺不容易的,從0到1是最難的。”如今已經出走華為的劉民(化名)告訴記者,他比余承東晚兩年加入運營商BG,后來在華為終端BG還與之并肩作戰多年。

    外界看到的余承東“大嘴、好戰”,但在劉民看來,“這些只是營銷策略罷了。”拋開工作場景下的對壘,“老余人很務實,是產品導向的人。”早前在無線事業部搞2G系統開發時,劉民就和余承東進行工作配合,之后他們二人相繼被調回國內,在消費者業務上進行搭檔工作后,劉民感覺得到,“老余對產品的理解力和消費者的洞察能力,沒得說。”

    與余承東師出同門的一位清華人,并不認同外界對“余大嘴”愛吹牛的解讀,在他看來,“老余是典型的技術派,直言、敢言而已。”

    在一位進入華為工作達14年的現役員工看來,敢說敢做并非余承東的個人風格,“這是典型的華為人精神,在華為工作的兄弟們,沒有哪個不好戰的。”

    余承東自己也說,整天在外拋頭露面,并不是他本人所希望的,但“做消費品行業的規則,一把手必須面對媒體做宣傳,搞發布會,去宣傳產品,跟消費者溝通。”他覺得,通過微博等社交媒體持續發聲,已經成了工作的一部分。“現實逼迫我必須這樣去做。”余承東也回憶說,拼搏戰斗的精神,是在他小時候與大孩子打架的過程中,總結出的“勝利”規律。當然,年幼時期聽父親講那些英雄人物故事,也在他心里種下了一顆英雄夢的種子,直到離開校園,踏入社會,華為給了余承東實現這一夢想的土壤。

    7年前的9月23日,清華大禮堂座無虛席,彼時余承東作為華為消費者業務CEO,回到母校進行了一場校招演講,他說,“一個人的定位和眼界可以決定十年、二十多年后人生的高度,以及最終成就事業。”

    出生在安徽西部一個貧困鄉村的余承東,在父母的支持下上了中學,每天往返四個小時的路程,余承東起早貪黑、跋山涉水,最終,他成功從大別山走了出來,以全縣理科第一的成績考取了西北工業大學,之后他又考取清華電子系攻讀研究生。

    1993年,他南下來到深圳這片“熱土”,進入華為這家“當時只是一個幾百人的小公司”,一直干到了今天。

    今年是余承東加入華為的第30年,8月9日,在他53歲生日這天,余承東的微博上雖未發布任何回憶、感慨式的文字,但在一則華為TWS耳機新品的宣傳消息下,一位網友向余承東送出了生日祝福?;蛟S因為被記得的緣故,幾乎不與網友互動的余承東,當天破天荒地回復了網友的消息。

    將時間點倒退至三年前,余承東50歲生日當天,正值華為2019年開發者大會,這天鴻蒙OS發布。前一天,余承東在微博上回憶了自己在華為27年的工作歷程,“從無線至今各個階段的艱難困苦,成功的喜悅都是很短暫的,而各種挑戰總是一個接一個。”當時的華為已經遭遇美國接連制裁,芯片斷供危機加劇。

    “芯”病待醫

    9月6日,華為Mate50系列手機發布。這意味著華為旗艦機闊別兩年后,重返市場。在東莞松山湖園區工作的華為員工王侃(化名)在線上認真聽完了全程,他發現余承東整場發布會上只字不提芯片,“用的別人的芯片,還是4G的,怎么好意思講呢?”

    “斷芯”不僅讓華為出讓了5G手機的市場份額,淪為如今產業統計口徑中“others”部分,負效應更讓消費者業務在華為內部的勢頭由盛轉衰。

    上述在華為工作了14年的現役員工告訴記者,從通訊設備、運營商業務起家的華為,內部業務之間早前有一條鄙視鏈,“終端這個板塊是大家眼中的后排生。”這位員工在運營商BG工作多年后轉崗至終端BG,他道出華為內部人早前的一個共性認知,“賣手機跟賣白菜、賣洗衣粉沒有本質的差別,業務模塊的操作手段比較簡單,沒有什么技術含量。”

    業務轉型發生在2012年,三任CEO折戟沉沙后,余承東被調回國內,接下了“半死不活”的終端業務。前華為人張平(化名)向記者講述起了當時的內部狀態,新官上任的余承東做的第一件事是“做減法”,砍掉低端的貼牌機業務。

    余承東認為,華為應該從ODM白牌運營商定制,向OEM自有品牌轉型,同時從低端向中高端智能終端提升。“華為走起了‘精品路線’。”一位接近華為終端BG的人士向記者透露,當年手機制造商之間雷同化程度很高,“中高端由高通提供芯片與電路板,甚至軟件demo方面的整體解決方案,低端則是聯發科、展訊等提供解決方案。”這讓各家手機在硬件與軟件方面“都差不多”,差異多體現在誰會營銷上。

    據悉,余承東私底下與三星電子中國區的市場營銷老大楊柘約見,將其挖至華為終端擔任市場營銷總裁,從P6手機開始,華為正式打出了高端化的品牌標語,與之相匹配的,華為還聘請高端工業設計人才對手機外觀進行改進。在上述接近華為終端BG人士看來,關鍵讓華為手機實現差異化競爭的還是海思芯片。

    線下渠道商趙彬曾代理銷售過華為的部分機型,他至今記得,搭載著海思麒麟925芯片的Mate7系列手機,“一度是市場上的斷貨王。”就連萬科總裁郁亮想買一部Mate7,都要托人找余承東才行。那一年是2014年,華為手機的銷量一舉突破了7500萬臺,成為中國市場第一,躋身全球競爭格局前列,開始與三星、蘋果展開正面競爭。

    不少人應該看過,2017年烏鎮互聯網大會前夜,在網易創始人丁磊組織的飯局中,余承東和雷軍“一笑泯恩仇”,舉杯共飲時的合影。那一年,主打“性價比”的小米重回世界前五,而華為卻在高端市場站穩了腳跟,華為手機銷量持續走高,在2018年二季度的全球市場上,其占有率首度超越蘋果,僅次于三星。當年,華為消費者業務收入也直接躋身公司三大業務之首。

    2018年年底,余承東高興,想宴請業內同行聊聊,期間他還主動給OPPO創始人陳明永打去電話,誰料后者忙于其他事情沒接聽,后來雖然通過他人得知了事由,并沒赴宴。

    華為在手機市場的進攻勢頭,還一度讓雷軍感到焦慮。盡管他率先讓中國市場卷起了一股“為發燒而生”的互聯網手機熱潮,卻在余承東帶領華為手機殺入市場后,落于后者。

    2019年3月,在深圳的木棉花酒店,余承東與雷軍一起吃了頓早餐,在旁陪同的正是現任的榮耀CEO趙明與Redmi品牌總經理盧偉冰。彼時,榮耀還沒被出售,而盧偉冰也沒被雷軍升任為小米集團合伙人。

    “雷軍說小米每年、每個季度、每個月都在下跌,而且狂跌不止。”余承東透露,雷軍都擔心,再這么下去,“小米門店2020年4月基本要關門了。”然而,短短兩個月后,華為遭遇制裁、被斷芯,“救了小米一把。”余承東覺得,華為的“噩運”卻改變了小米的命運,“(小米)咸魚翻身,又活了過來”。

    其實,在“華為跌倒”之后,市場上先后傳來“小米吃飽”、“vivo吃飽”甚至“蘋果吃飽”的說法。而從IDC發布的2022年上半年中國智能手機市場分析報告來看,在600美元以上售價的高端市場中,蘋果已占據了70%的份額。與中低端市場的混戰格局不同,目前國內高端智能手機市場已趨于蘋果“一家獨大”之勢。

    “失去麒麟芯片的華為手機,沒了靈魂。”一位手機產業鏈上游人士覺得,即使Mate系列手機再次回歸市場,欲與蘋果爭搶高端市場份額,但華為當下最大的困境是,“品牌力還在,但5G芯片缺失。”

    王侃目前在用的是華為麒麟5G芯片“絕版”的Mate40Pro,令他意外的是,至今這款手機在二手市場的價值都在6000元-8000元不等,他開玩笑說,“是個好的理財產品。”

    令王侃唏噓不已的是,至今三年過去,華為手機依然“芯”病難醫。不少同事在華為內網心聲社區匿名發帖,“真不容易,不知道這一代能不能穩住Mate的光環?究竟是朝陽還是落日?”

    王侃看到,下方評論中被點贊數最多的一條是,“這是個問題”。如今,這個難題壓在余承東肩上,他甚至吐槽,“如果早年搞半導體制造,也不會有今天這種糟糕的結局。”然而,余承東轉而說到,“世界上賣什么藥的都有,就是沒有后悔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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